该类事项的表达要旨往往基于保证中央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和实际成效[29]目标，通过获得授权部门的先行先试与实践经验总结，进而为全党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34]。
灵感是建立在思维势态和大量信息的必然性之上的偶然性。理论创造只有建立在真实的经验呈现的基础上，才有现实可能，才可能成就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才会对社会生活和法律实践具有解释力。
不只是理论创造，人类的很多活动都有构思环节。理论构思的成果会成为整个研究活动的核心，对法律经验研究起到指导和观照作用，它会在此后的其它环节不断闪回。经验呈现的真实性是研究者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加工、概括和创造出来的，它反映了事物和现象的本质性特征。提纲更多起着参照的作用，在写作过程中会被不断修改完善。联想有四种：一是类似联想，是指研究者由某一事物或现象想到与它相似的事物或现象。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研究者以文艺作品作为经验材料，围绕其中的经验呈现展开研究是可能的，因为文艺作品可以具备内蕴的真实性。长期记忆最终会促进研究者经验质感的发展。……这一从前法律世界到法律世界的迈进是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而完成的，其中第一个阶段仅仅是使迄今以前不成文的规则变为成文的规则。
私立团体对付执拗不驯的成员，其典型的法律强制手段是开除出团体，使之享受不到它的物质的或思想的优惠。对第一性规则体制的静态性的的补救在于引入我们称之为‘改变规则的东西。三、宏观公法学的研究方法 公法学与私法学同属法学。早在人类语言发展到能够被人们用来发布一般性命令之前，个人便只有在遵循某个群体的规则的前提下，才会被接纳为该群体的一员。
立法者毕竟在法律之下，毕竟服从于法律。至于我为什么要给北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公法导论》（将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社会公法、国际公法等整合在一起）这样宏大叙事性的课程，为什么要撰写《宏观公法学导论》（研究这些部门公法的共性原理和诸多形而上问题）这种不接地气的著作，笔者在本书第一章概述中作了较详细的阐释和说明，故这里不再赘述。
4．公法关系 本课题主要探讨和阐释公法关系的概念、公权力主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公权力主体与公权力相对人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有效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执法者、执政者必须全面宏观地掌握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社会公法和国际公法的宏观公法学理论和知识。既包括如何规范防控疫情秩序、社会公共秩序的公共卫生法和治安管理法问题，又包括如何打击破坏疫情防控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新冠肺炎的药品、器械罪、虚假广告罪、囤积防疫物资，然后高价出售的非法经营罪等）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问题。因此，公法学有与私法学、其他社会科学、其他科学具有某些相同的研究方法，公法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在一定时空、一定范围内也适用于私法学、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
因为只有服从共同的规则，个人才可能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人和平共处。过分强调确定性，有可能使我们崇拜一种难以容忍的刻板。在美国，在有人投告的情况下，法院甚至可以受理控告各政党和审查工会使用管理‘标识合法性的案件。解决当下太空探索与开发的各种问题（如太空资源使用、太空垃圾处理、卫星发射及空间站运行等）亦需求助于航空航天法、太空生态环境法、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等各种国内、国际法律部门的公法规范。
当然，笔者本人目前对这些问题研究也还非常肤浅，本书中的很多思想、很多观点来源于古今中外权威学者（不限于公法学者）的。为对整个人类公法史进行整体研究，我们将逐一考察人类各个主要阶段公权力和公法制度的运作情况：（1）中国远古时代的公权力和公法制度。
建设审批、许可，以及相应的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裁决，等等，也涉及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如公民财产权、居住权乃至更广泛意义的人权等，还涉及复议、仲裁、诉讼等争讼、救济法等诸多领域。这种正义被认为是更高的或终极的法律，出自宇宙之本性 — 出自上帝之存有以及人之理性。
不过，当我们获得了确定性时，我们还必须记住：它并不是唯一的好东西，我们也许得为它付出过高的代价：恒静与恒动有着同样的危险。对于社会公法和国际公法中是否包含硬法规范，学者们的观点则存在争议。除确认谁去审判外，这些规则也将规定审判应当遵循的程序。在医生和律师的职业团体里也好，在社交的或政治的俱乐部也好，这都是最后的手段……在英国，赋予国家的法院在有人投告时审理被开除出俱乐部的案件。关于已形成的法和正在生长的法的关系，美国大法官卡多佐（Benjamin N·Carzo）这样论述：‘法律必须稳定，但不能一成不变（庞德语），我们每每在这一点上陷入严重的矛盾。二是生存，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感觉到软弱，又感觉到需要，所以自然法的另一条规则就是促使他们去寻找食物，以维持生存。
梭伦改革通过创建由各个阶级成员所组成的陪审团庭审系统，剥夺了雅典最高法院的大部分司法权。既要研究特别有现实感，特别接地气，特别有实用价值的问题，也要研究一些有点虚幻，离地面、离现实稍微有点距离，实用意义不那么大、不那么明显的问题。
不过，在个人无数的生活关系中依赖对其环境完全自愿的、根本不是由阳间或阴间的权威保障或迁就的地方，对于他的举止来说，尤其是‘惯例这一事实往往远比（国家）法的强制机器的存在，可能更具有决定的意义。作为宏观公法学研究对象公法的法同样既包括第一性规则的法，也包括第二性规则的法。
二者各有长短，必须互补。第三，从内容上看，软法一般不规定罚则，通常不具有硬法那样的强制制裁性法律后果，而更多地是自律和激励性的规定。
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承认对这一书面或碑文的引证具有权威性，即承认为消除对规则存在怀疑的适当方式。所谓人为法，是指由国家、社会组织或国际组织制定的法。作为学者，即使是法学学者，即使是应用法学的学者，是否也需要思考和研究一些宏观的、形而上的问题呢？诸如，法是什么？法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共同体为什么需要法？人们企望获得良法为什么很多时候获得的却是恶法？公权力是什么：公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共同体为什么需要公权力？公权力为什么会异化？一代一代的人类为什么会放弃自己诸多的权利、自由，并向公权力缴费纳税去维系这个经常会侵害自己权益的利维坦？人类怎样才能驯服利维坦，防止公权力异化呢？等等，笔者深以为然。因此，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自然的爱慕，这应当是自然法的第三条规则。
3．公权力与公法发展简史 本课题主要介绍人类社会主要文明国家不同阶段公权力组织的结构及运作与公法的基本情况。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公法学 。
笔者可能的贡献是在宏观公法研究的方法论上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期望未来 — 不久的未来 — 能有学者（包括十年来选修我的课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者）推出更有深度且更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 真正称得上宏观公法学的著作（而非本书这种导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某一个阶段的产物和现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只有社会而无国家。
新冠疫情，这一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给笔者，给千千万万的普罗大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人们心烦意燥，备受煎熬，但又无可奈何。所谓自然法，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法。
国法和党规均是中国宏观公法的组成部分，故必须对之进行统一研究。在我国，研究和探讨法治，除了要研究和探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以外，还必须研究和探讨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人类为什么会形成和产生共同体？人类怎样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 人类为什么会形成和产生公权力？公权力由什么组织机构行使和如何进行配置？ 公权力与共同体是什么关系？公权力如何管理共同体？共同体如何控制公权力？共同体是否可以撤换已授权代表共同体行使公权力的、作为公权力主体的组织和个人？如果可以，在什么条件下撤换和如何撤换？ 共同体与共同体成员是什么关系？共同体成员是否必须完全服从共同体？共同体的共同意志怎么形成？是否应当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为什么应当服从多数？ 公权力主体与共同体成员是什么关系？二者如发生冲突，如何解决？共同体成员是否可以直接抵制公权力？如果可以，在什么条件下抵制和如何抵制？ 公权力在运作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异化？导致公权力异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性的根源各有哪些？ 人类是否可以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如果可以？怎么防止和控制？ 公法是怎样产生的？共同体为什么需要公法？公法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国际共同体相互是什么关系？三者如何互动？ 国家公法、社会公法、国际公法各是怎样产生的？三者的关系如何？ 公法中硬法和软法的比例如何？公法中的硬法和软法各有哪些内容和哪些形式？ 中国公权力、中国公法与各国公权力、各国公法有什么共性？有什么特色？ 等等。这种正义，也是人类的权威可能未加以表现的 — 如果它未加以表现，它便得接受惩罚，因而缩小乃至丧失其命令的力量。
这种正义，是人类的权威所加以表现或应加以表现的，却不是人类的权威所造成的。截止我为本书写这个序言的日子 -- 2020年10月5日，全球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已接近3500万，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
（2）古代雅典、罗马时代的公权力和公法制度。毋容置疑的是，早在人类想到自己能够制定或改变法律之前，法律已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法律不为人所知或者不可知，那么它对于人的行为的引导作用将丧失殆尽。所谓硬法，一般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人们行为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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